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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燕生
1937年出生于北京，现任北京外国语大学西班牙语系教授，1996年起任博士研究生导师。其编写的《西班牙语》和《现代西班牙语》（合编）为全国高等院校西班牙语专业普遍采用的教材。其译著包括：1995年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堂吉诃德》、1994年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总统先生》、199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塞万提斯全集》，此外，还将莫言的《红高粱》和陆文夫的《美食家》等小说翻译成西文。2000年11月6日获西班牙胡安。卡洛斯国王授予的依萨贝尔女王勋章。
新疆长大的孩子不够“儒家”
我这人的特点是嘴里没有防护墙，想到10分非得要说到12分，把话说得越尖酸刻薄，我越觉得过瘾，我想这种外向的性格大约与我生长的环境有很大关系。我的少年时期是在新疆度过的，开发程度比较落后的地区的人，一般不善于掩饰自己，不能做到儒家教育的“遇事不动声色”。
现在要回顾在新疆的生活，总的印象就是一个“忙”字。人人都忙：大人要上班、开会、参加义务劳动，我们这些十二三岁刚刚上初中的孩子也没个空闲的时候，除了上课做作业，还要担任街道上的扫盲小先生，再不就是三五成群地打着小旗去做宣传：支援抗美援朝，反对美帝国主义使用细菌武器、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还有宣传减租、反霸、土改的伟大历史意义……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当时起的作用相当于如今的新闻联播。
有一次我们还自编、自导、自演了一出小歌剧，宣传婚姻法。女同学都不愿意扮演剧中的媒婆，嫌形象太丑，就推到我身上。排练的时候很顺利，但到了正式演出，当然要像模像样地化妆了，我被化得满脸的皱纹，豁牙缺齿的，耳朵上挂着红红的尖辣椒，后脑勺子上垂着一个小纂儿……这下可糟了！最初上场的恰恰就是女主角和我。她一见我化妆后的那副怪样子就笑得捂着肚子蹲在地上起不来了，我自己也笑得肚子疼，节目根本没有办法演下去。
但初中毕业之后我就离开了新疆。父母早就有意送我到东南沿海大城市受教育，而我自己也一直对北京有深深的向往之情，因为北京既是我的出生地，又是祖国的首都，虽然我在新疆过得很快乐，但我认准了一定要回到北京。父母那时工资很低，为了给我筹集路费只能向亲朋好友借钱，听说那笔债务直到我高中毕业才还清。
入读北外，教材是领导人讲话译稿
我在1956年从济南考进北京外国语大学后选择西班牙语系，完全是出于偶然。跟我一起考上这所学校的高中同学说他想学西班牙语，我就说那我也选这个语种，免得到了别的系里谁也不认识。
当年我们上大学时，录音机还是个稀罕物。记得那时全系只有一台笨重的钢丝录音机，得两个大小伙子才抬得动，每周每班只有一次听录音的机会。要说课本，就更惨了，全是散页的油印材料，而且往往是上课前几个小时才能得到，拿到手时还散发着浓浓的油墨味。初学阶段的课文，很多都是直接选自苏联中学的西班牙语教科书，后来逐渐增添了西班牙或拉美文学名著的节选、西班牙及拉美共产党的各种文件。
中苏分歧公开之后，上面说的那些材料被看作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毒草，通通从教材中剔除了。我们也只能读到《北京周报》西班牙文版和中国党政领导人讲话、著作及其他文件的西班牙语译文，闹得很多外国人讥笑我们学的不是西班牙语，而是北京牙语。不过，幸好有外籍教师和一部分明智而诚实的中国教师的努力坚持，我们才得以在上大学时连续不断地读了不少西班牙和拉丁美洲的文学名著。
60年代我刚当教员的时候，大家都是整天疲于奔命地找教材、选教材、打印教材、校对教材。到了下一届又是另起炉灶，重新忙碌一番。最后大家实在不愿意继续年年作无用功了，才说干嘛不稍微花点功夫，筛选一下过去用过的材料，再补充一些新的，整理出一套相对固定的教材呢？不记得当时是我自告奋勇还是别人起哄，反正这事就摊到我头上了，而且很快就成了系里钦定的正式任务。编教材是最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了，哪有书像教科书一样一个字一个字地抠？哪怕是一个标点符号、一个重音。
80年代我们编写出版了6册《西班牙语》，那套教材表现出相当咄咄逼人的“革命性”。有时候，课文的革命性稍微欠缺了一些，就在练习里补足，以求得整体平衡。现在的学生嘲笑说那是恐龙时代的教材了，所以从1999年开始我们在外研社又出版了6册的《现代西班牙语》作为全国西班牙语系的教材。
重译《堂吉诃德》，改正杨绛译本差错
现在《堂吉诃德》的译本有很多，最知名的当然是杨绛的译本，但我很遗憾地说，认为杨译本就是最好的版本完全是个误解。
大概是1992年的一天，一位出版社的编辑突然来到我家，说是北大的赵振江和段若川两位教授建议他来找我，想请我重译《堂吉诃德》。事情太突然，我顿时就愣住了，已经有高手的译本放在那儿了，我对杨绛先生也一直是高山仰止。所以我请求出版社给我一个月的时间，容我考虑考虑。
在那一个月里，我对照原文仔细研究了杨绛的译本，最后吃了定心丸，有了胆量，因为我确信自己至少不会犯那些一眼就可以看出的常识和理解错误。比如她把“法老”译成“法拉欧内”，把“亚述”译成“阿西利亚”，中国有一定知识文化水平的人都知道法老和两河流域最强大的国家亚述，这些译名早就进入了汉语辞书和中国的中小学课本，可她的译名让所有人都看不懂，我想并不是她不懂，而是她太自信了，该查字典的地方没有去查字典。
我的译本是1995年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我拿到样书以后，特别跟杨绛的译本对照了一下总字数，发现我的是839000字，而她的版本只有720000字，比我的字数少了将近20万字，可见她翻译时删掉了其中的部分章节。
不久前，我在某报看到一篇文章举出“胸上长毛”的例子，连篇累牍地替她辩护。各种语言都有一些固定的说法，不能说单把每个组成部分翻译出来就算完成了任务，在这里名词起的是形容词的作用，它的意思是形容女人有一种男子的气概，可杨绛的译法让很多人误以为这个女人真的毛发很重。
据说有人写文章驳斥，但写的文章很快就被退回来了。最奇怪的是，当初我接手这个任务时，也有名家说：“杨绛翻译的东西，别人不需要再翻译了。”中国人习惯为尊者讳，但我觉得这种行为非常妨碍进步，对她自己也不好。我现在是拿它当翻译课的反面教材，避免学生再犯这种错误。
翻译莫言小说，未得出版 中国现代文学在国外的名声一直不太好，外国人认为你是在做宣传，确实有一段时间是这样，记得1989年左右我去西班牙的时候，正逢西班牙刚刚改革开放，我给西班牙人教汉语，看到那些来自我们国内的汉语教材，充斥着想把自己的意识形态强加给别人的强硬语气，而外国人对此很不喜欢。
现在汉语教学在西班牙的地位一天天提高了，但外文出版社要在国外推销本国文学作品还是很困难。当然，中国现代作家的文学有很多不再是宣传了，但实际上我觉得，虽然它们比过去纯宣传的作品在文学性上大大提高了，但语言上都太啰嗦。我想，可能法语国家比西班牙语国家更知道莫言，因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在文化素质比较高的地方传播率要高一些，而拉美相对文化素质偏低，他们的偏见更难克服。
独自生活一辈子
西班牙有个谚语说：宁愿一个人待着，也不要找个糟糕的伴侣。因为各种客观因素，鬼使神差地就让我独自生活了一辈子。我想：男女之间的结合，在年轻时是凭着激情，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会变得越来越理性，越来越难与人磨合，考虑问题时“功利主义”的成分要占得大一些：我的生活质量是提高了还是降低了？心情是变得愉快还是烦躁？
现在虽然我有时候会感到寂寞，但一个人偶尔也是需要孤独的。我何必再去自寻烦恼呢？但是，我这种个人生活方式的选择却受到了来自家庭、朋友、甚至社会各方面的压力。当年买东西需要凭票供应的时候，我想买炉子和蜂窝煤做饭吃，都曾经因为我没有成家而拿不到票，这是一种婚姻状况歧视。
直到我五六十岁的时候，那些爱管闲事的人才慢慢地失去了耐心，社会的宽容度也慢慢地变大了些，我才感到外界压力的减弱。 | 
发表于 2012-7-1 22:22:15
发表于 2012-7-2 02:38:01
很显然是转到谈天说地
